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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的蛋疼——我在美国学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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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上)

关于作者:袁应笑,2011年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2013年耶鲁硕士,目前于伯克利读博。

每次被问“你在美国学什么”,我都会蛋疼。

“我在美国学中国文学..”这个回答是有多么的蛋疼啊。

“为什么?”

..我蛋疼嘛。

“那也用英文写论文吗?”

是啊..蛋疼。

“那引用古文的时候,就把文言文译成英文吗?”

..疼疼疼疼疼。

不但要译,而且汉学界有自己一套固定的译法——然后活着的汉学家往往要对已故的汉学家表示不满,又提出一套新译法。比如对于上古的“帝”字,老的译法是thearch,而这是个除了汉学家根本没人会用的英文词;于是我们老师提出,我们要拒绝thearch这种独树一帜的译法,因为这类词语只局限于汉学界,除了汉学家没人能看懂——可是翻译的目的在于使外人看懂,如果在译文中光用那些汉学特有的专有名词,除了你谁也看不懂,你说你还译它干嘛呢?

好吧,那不用thearch,用一个大家都能看懂的,lord。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帝”是lord,“主”也是lord,“君”也是lord,他妈的一堆lord,谁知道你在说哪个lord呀?原文里有所区别的词语,到译文里就体现不出来。而往往不同的译者对于各个汉字词有各自的译法,对所依赖的注释又有不同选择,所以译出来就压根儿不像一个妈生的。

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好歹都是哈姆雷特呀。可是在汉学译者这里,一百个译者译出来就是一百种花样。于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将同一个原文的不同译文一溜瞄下去,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在讲一件事。比如下面这六位老大,译的都是同一句话,可是我不告诉你出处,你看得出来他们译的是同一句话吗?

...positive and negative alike blend into an infinite One. (Giles)

...正面的和负面的一样,都汇合成无穷的“一”。

...without end to those affirming, and without end to those denying. (Legge)

...无止境地对那些肯定的,无止境地对那些否定的。

...Its right then is a single endlessness and its wrong too is a single endlessness.(Watson)

..所以,它的正确是一个单一的无穷,而它的错误也是一个单一的无穷。

...on the one hand no limit to what is it, on the other no limit to what is not. (Graham)

...一方面“它”是没有止境的,另一方面,“不是它”也是没有止境的。

...The transformations of "right" are infinite and so ar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wrong." (Mair)

...“对”的变化是无限的,而“错”的变化也是无限的。

...For it has an endless supply of "rights," and an endless supply of "wrongs." (Ziporyn)

...因为它无尽地提供“对”,也无尽地提供“错”。

...尼玛看吐血啊。

关键是老师还要你译这同一句。你总不好意思照抄吧?于是变换组合一下,当当当当,又一种新译法出炉了..一节三个小时的讨论课,一个小时批判一下旧有译法,再一个小时交换一下新出的译法,最后一小时综合新旧译法总结出又一个全新的“最优”译法,然后三小时就过去了。Orz

我这完全不是夸张。Michael Nylan的第一节《尚书》课,我们就讨论了《尚书》的头四个字:曰若稽古。等开始讲第五个字的时候,下课了..

你看出来汉学家是一种多么蛋疼的职业了吗。

研究的是中国的东西,偏偏拿的是西方学科那种严谨到夸张的学术态度。在国内写论文,引用一句古文,打个括弧写《管子•牧民》《淮南子•原道训》,引用到篇章就算结束了;在美国,不行,哪个版本的第几章第几页,都要写,还得加一段注释说明你引用的这个文本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它所声称的时代,是否能用在你的论据里;引用完了翻译完了,还得再加一段说明你参考了谁谁谁的译本,以及你的新译法为什么比他们要好。一页的论文半页的注释,折腾死。

去美国使馆续签,签证官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学中文呢?”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我热爱拥护并且举双手赞成他们这种能把人活活折腾死的美好的学术态度吗?..我蛋疼。

我还在那儿发愣呢,签证官自己看着电脑屏幕大声地念了出来:“..中国文学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

签证官念完这行字,登时心满意足,什么都不再问,高高兴兴地把小条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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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文学称为敏感话题,这又牵扯出中国学在美国的另一个处境,就是学科建制时掺杂的政治因素。美国最早的东亚系应该是哥大的那个,建系的原因就是当时二战结束,美国占领日本,却不知道该拿日本怎么办。怎么办呢?找一批学者来研究研究对策吧。于是有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主要内容是日本人讲耻感,宁可顺之不可辱之。美国政府一看,很有道理,就对日本和平占领,效果很好,继续开展对东亚的研究很有必要。东亚系于是就陆续在几所名校里建立起来了。

我这样概括当然失之简单,但东亚系建系的确就是在那当口。之后朝鲜战争,中美僵局,进入冷战,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实际上现在也是),并且基本上是反共立场。作为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开辟者的夏志清——就是捧红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那位——正是在这时出现的。虽然他在书中一再强调,他的文学批评以审美价值为基本评判标准,但他的反共立场是毫无疑问的坚定。他树的新偶像,张沈钱,在政治上都是比较淡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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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夏志清学的并不是中国文学,他在耶鲁读的是英文系。中国人读英文,读着读着,要不然就写小说去了,要不然就成为中国学家,真正成为英文学者的还真不多。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立马成为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热门教材——为什么呀?因为只有它呀!第一个呀!(所以我奉劝闲得没事天天看网络小说的读者,赶紧用英文写个《中国网络小说史》或者《中国耽美小说史》,你就牛了,绝对牛了,因为这绝对是从无到有的。)

美国很喜欢摆出救世主的姿态,热情欢迎世界各地的逃难者到美国去诉苦。我遇到的拉美同学就说:“美国人很喜欢拉美人站出来说拉美不好。”在美国报纸上批评中东的,往往也不乏阿拉伯人。对于中国就更加了,美国之于反华真是各种物质精神支持啊。当时达赖要去哈佛演讲,哈佛满墙满墙都贴着达赖的大头贴,学生捧起达赖就跟追星似的。这边厢有华人在美国打了三五十年的黑工,求爷爷告奶奶,都拿不下一张绿卡;那边厢有人指控中国政府迫害他,打个官司,绿卡立即到手。

坦白说,我原来是很想做现当代的,可是到了美国一看,美国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基本上只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反共,一个是研究同性恋(queer studies)。这个概括当然也过于简单,但是只要你上一门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课,就不可能避开这两个主题。比我们早两批的华裔中国学者,不是台湾去的就是香港去的,这两边的反共立场还是很一致的。比如说周蕾,哪本书我也忘了,一打开就是描述珠江上流漂下来的尸体——就带着这样的对大陆的恐怖印象,开始了她的中国研究。

美国中国学(下)

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当然绝不只局限于学院墙内。无论是《福布斯》《纽约时报》还是《经济学人》,都养着一批自己的中国学者,每次中国一有动静,他们就跳出来写一通文章。这批被称作是“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的评论家,算不算汉学家呢?比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更早的研究唐代的薛爱华先生(Edward Schafer,1913-1991)于是站出来撰文,说这些“中国观察家”绝不是汉学家。他的立场,是当代政治不应该干扰甚至左右学术的方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UC系统委员会(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ard of Regents)要求所有教职员签署反共产主义宣言,薛爱华当时刚刚执教伯克利,是18名因为拒绝签署这个宣言而被解雇的教工之一。当然,不久后就恢复了,并且拿到了伯克利的终身教职。

薛爱华提出,汉学(Sinology)应该回到它的本义,也就是中国语文学(Chinese philology),而汉学家(sinologist)这个词,在西方学术语境里,是与拉丁学家、埃及学者、亚述学者这一类相并列的。语文学的学术建立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也就是拉丁语言学的起始时期;其后是希腊语、希伯莱语,更晚有亚述学、埃及学。17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著作的出版,被认为是欧美汉学的开端;但真正系统的、有价值的中国研究,开始于法兰西学院。1814年,法兰西学院聘雷暮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为第一个 “中国与鞑靼-满族语言文学主任”,这可以说是西方汉学建制的起点。

从学科历史可以看到,西方的汉学,不同于日本汉学,它在本质上是作为“他者”存在的。日本与韩国在东亚文化圈之内,深受中国影响,他们将汉唐视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异质文化——所以会有韩国拿端午节申世界遗产的事情。这对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好像你久受佛教浸淫,看到如来佛祖不会把他当成印度人一样。而西方汉学则不同,它始于马可波罗那批传教士,立足于欧洲传统,投向中国的目光,必然是陌生的、新鲜的、猎奇的。Sinologist这个词,通常投射出的,是一个白种成年男子的形象,坐在欧洲哥特式的图书馆里,翻阅满布尘土的《论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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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不得不提萨义德的《东方学》。萨义德写完这部书寻求出版,屡屡被拒;结果一出版,立即在整个欧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在这本引来无数争议、谩骂、质疑、赞美,最初出版不了,最后却再版无数次的书里,萨义德试图反思这种东方学科(Orientalism)背后的权力政治,即“东方”作为被研究对象,是如何被放置在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之下。因为这本书的存在,许多学校的“东方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纷纷改名,变成了现在流行的“东亚语言文化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Cultures)。

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Sinology这个词一度被弃置;而现在,汉学家们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又纷纷自称Sinologist。薛爱华的这篇文章,“What and How Is Sinology”,发表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将汉学局限在语文学领域,已经是个过时的观点。当代的汉学家虽然在学科定位、学科方法上争议极多,在跨学科的理念上却是一致的。单纯的语文学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但是深入的研究又必须通过语言和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学的重心仍在语文学上,薛爱华的观点仍然有价值。

美国汉学的困境,如果有,是与区域研究相一致的,即怎样看待和处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种处境,与我之前提过的,北大之于欧美学院的困境,有相似之处——对话永远是单方面的。我们在看福柯,在看德里达,在看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新批评与新历史主义;可是他们呢,他们有没有在看我们的东西?除了我们自己,这批汉学家,还有人在读我们的东西吗?——他们提供方法,而我们提供内容;他们提出理论,而我们只是在应用。

今天课堂上,有个金发的女孩儿问:“为什么我们汉学界没有出一个米歇尔•福柯?”这个问题,如果换置到中国语境,可以这么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一部《哈利•波特》?”这几乎是个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一样东西如果能在欧美流行起来,到了中国怎么着也能小火一把;而一个在中国得瑟的明星,到了欧美的演唱会舞台上,能捧场的无非也就是华裔。这样的描述,放在汉学领域也是一样的:人类学、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这些东西一出来,汉学家就迫不及待地拿来往中国语境里套;可是你在汉学界,就算你是宇文所安,名头再响,出了这个圈子,知道的人也仍是寥寥无几。

宇文所安·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

具体到我自己身上,问题就变得越发纠结。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呢?你管自己叫“汉学家”吗?可你根本就是中国人——既是研究主体,也是研究对象。一面看国内的学术文章,一面高喊:不!不!论文不能这么写!引用不能这么引!一面疲于应付学业任务,一面又哀嚎:论文真要这么写吗..引用真要这么引吗..总之很蛋疼。

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中国人的身份暗含了太多立场和民族情绪,在课堂上有着美国人所没有的纠结。本科时,我对后殖民主义感兴趣,本来是有点想做现当代的;可是来美国一看,美国的现当代研究都在反华,你加入他们的合唱吗?再然后,去做古代。古代这边的学术分支很多,就上古而言,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承继疑古派传统,质疑文本的创作时间与文本的真实性,同时强调上古文本的破碎特征。比如,Martin Kern的某篇文章,论证的是《史记》里的《司马相如列传》并非出自司马迁父子手笔。我在耶鲁跟从的那位老师,非常年轻,Kern的学生,刚从普林斯顿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就用分析引文的做法,得出的结论,是《论语》乃是汉初的产物。这种做法从学术角度看并没有问题;但是站在民族立场上,实际上是在质疑古代经典文本的权威性。当时在耶鲁时遇到金安平老师,她将这种做法归咎于五四时的疑古思潮,她说:“顾颉刚造成的破坏实在太大了!”而在我们的课堂上,顾颉刚正是被尊奉为一个开创者和先驱。

既不能认同国内的学术,也不能认同美国的学术,偏偏这种尴尬的处境又是自找的,所以也只能归结为蛋疼。我自己是有心无力,但我寄希望于我的同学——我们这一代的华裔学者,在二十年后,恐怕会占据一半的美国东亚学系。到时又该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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